朱晓南

我和明方的婚姻从三条约定开始，即生活上互相关心、学习上互相帮助、工作上互相支持。这是我俩的共识，也是我们婚姻的座右铭。

我们于1980年1月17日结婚。 3月份，他专门回了趟农村老家，把母亲接来与我们同住。正如他在《母亲给我的家教》一文中所写，他的母亲——我的婆婆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我们一直亲如母女。

两个独立的青年，婚后朝夕相处，总会有一些细节需要磨合。开始我对他的要求很高，他一句话说得我不爱听，或有一件事办得我认为不合适，我就会不高兴。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晚上睡觉前，他都会和我对面坐下，把事情摊开来谈清楚。他说：“夫妻间有矛盾不应该过夜。 ”当然，每次都是顺利地解开疙瘩，心情舒畅地进入梦乡。

组建了家庭，自然就有了家务要做。很快我发现，做完家务之后，我会去休息，可他却是去看书学习。几次下来，我下决心，家务尽量自己做，让他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学习。

有一天晚上，我的父母来看我们。我和婆婆陪着父母聊天，他坐在小板凳上洗衣服(当时还没有洗衣机)，看得我父母都不好意思了，他却觉得：我又陪爸妈聊天了，又帮晓南干活了，两不耽误，多好啊！送走了我父母，他又去看书学习了。

1981年1月，我们的宝贝女儿出生了，全家高兴极了。早上我忙孩子，他负责做饭。婆婆白天帮我们照看孩子。到了冬天，婆婆身体不太好，为了不耽误我的工作，他把农村的亲戚找来帮忙。1982年夏，组织上通知他到黑龙江省委党校党政干部基础科脱产学习，两年住宿全日制。 1983年夏，我所在单位组织部也通知我去省委党校与他同一专业学习，同样是脱产两年、住宿全日制。我犹豫了，孩子怎么办？老人怎么办？家怎么办？当我回家表示想放弃时，婆婆第一个表态：“去！怎么能不去！大家都克服克服就行了。 ”明方也接着说：“我不赞成两个人只能保一个的说法，谁有能力谁就去做。 ”

因为从我们那一期开始要考试，按50%的比例录取。当年考试的科目是政治和写作，政治考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时事政治。我当时还没有接触过政治经济学，于是在那一阶段，他每晚请假回来给我讲一章政治经济学，讲完又帮我把后面的问答题归纳总结。我连夜整理出答案，背下来。我记得当时的简读本共有十三章。他的辅导，使我对政治经济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入学考试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随着他工作变动，1986年，我们一家四口来到了北京。到了新的单位，我的工作比较忙，有时不能按时下班，每当我愧疚地打电话告诉他今天又不能按时下班时，他总是重复一句话 “没关系，别着急”，让我安心地开会、工作。后来他让我买些速冻饺子放冰箱里备用。记得婆婆去世后，上初中的女儿第一次煮冻饺子，结果父女俩吃了一锅片汤。

婚后，伴随着我们家庭生活的是平静、快乐。举家搬到合肥后，我父亲在世时，每年冬春交替，都会把我父母接来住一段时间，至梅雨季节来临他们再返回北京。我姐姐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腰部受伤，随着年龄增长腰伤越来越重，明方让我把姐姐接来合肥做艾灸治疗，有了明显好转。他的哥哥、嫂子等亲属也常来看望我们，一次次欢聚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刚结婚时，在工作上、学习上我还不太服他，认为自己也不比他差多少。 1982年，他开始写《论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一书，我协助他做文字加工整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地被触动了，感觉我还远没有了解他。他那丰富的知识面、超常的思维能力、层出不穷的新观点令我折服。我感觉他就像一座宝藏，无法看清全部内涵。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实践的增加，他那一次次精彩的讲话、一场场生动的报告，让我感觉他的思想如天空高不可测，他的学识如海洋深不可探，我对他常常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

他常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党和人民给了我一切，所以我感恩党、感恩祖国、感恩人民。”来到安徽后，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给安徽人民干点实事。”他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有一次我知道他要给大学生做报告，就问他：“你给现在的年轻人讲理想信念，他们能听进去吗？ ”他说：“能听进去，因为共产主义理想就在我们身边，是融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的。”他说：“共产主义理想的本质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建设更美好的社会制度、实现各项事业更好的发展、创造最广大人民更美好幸福的生活。这是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所以，它也必然能够为大家所接受。”我们的女儿说：“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因为她从父亲的身上看到了有信仰的人活得多么充实、多么快乐、多么有信心、有激情，精神世界是多么的富有、幸福！明方就是这样言传身教地引领着全家人的思想、意识和言行。

他对孩子的关心是更高层次上的关心。女儿刚上初中，他就找出一本名为《通俗哲学》的书让女儿读。当时我还不理解，担心孩子读不懂，后来的实践证明，哲学的方法论、认识论对孩子的成长进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临来安徽工作时，他对女儿说：“爸爸要为安徽6000万人民服务去了，你能理解爸爸吗？ ”直到女儿长大，有了女婿，他对孩子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仍然是“有空多看点儿书”。

平时我在工作中遇到不太好把握的事情或写材料思路打不开时，就会问他，常常是他一句话就一语中的，使我茅塞顿开。久而久之，遇到问题时我就会半开玩笑地对他说：“给句话呗！ ”

我们刚认识不久，他就对我说他是个“宁让身受苦，不让脸发烧”的人。他平时讲的比较多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自我修养，保持良好心态。他每月工资多少自己不知道，孩子参加工作后他也从没问过孩子挣多少钱。他说：“当官就不要想钱，想多挣钱自己当企业家去。 ”

有一次我把两个人半年的工资结余及我的奖金凑了个整数存到银行，下班回家我告诉他存钱的事，不料他眼一瞪，用审视的口气问：“你哪来的钱？ ”我连忙做了说明，他才点了点头，松弛了表情。孩子们也都理解他。女儿对别人说：“我爸爸不会同意我到私企去干，更不允许我自己干，我就老老实实在国企干吧。 ”女儿、女婿的工作中也会负责一些信息化项目建设的事情，我们丝毫不用担心他们走歪路。2012年10月，他的《道与法——领导者的智慧》一书出版了，至今已第13次印刷。在他的提议下，我们全家一致意见，稿费全部捐献。这本书将永远滋养着我们全家，引领着我们全家。我相信，人的精神可以超越肉体和时空，以至永恒。

刚结婚时，看到单位女同志织毛衣，我也想买毛线织，可他却说：“织那个干什么，有空多看点儿书。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他就像一个温润、睿智的兄长，关爱着我，呵护着我。在他身边，我不用为任何事情担心。

他看到我要经常为他熨衬衫，就建议我每次等洗衣机到最后漂洗时暂停一下，把衬衫从水里拎出来直接晾干，从此我再也不用熨衬衫了。看到我每天都要洗袜子，他又建议多买些，每周用洗衣机洗一次就行了。我不太适应合肥的潮湿，手上常长湿疹，他就尽量不让我做饭，而是去食堂吃，尽管他是那么喜欢在家里做饭吃饭的氛围。每次搬家，我最大的压力是书太多、太重，这时他就会说：“放心吧，一切有我！ ”甚至有时我在他身边不经意地叹口气，被他听到了就会立即问我：“你怎么啦？ ”弄得我再也不敢在他面前随意叹气了。他还说：等他彻底退下来，我想去哪儿旅游就陪我去哪儿。

2016年7月，他似乎已感觉到了身体的不适，和一位共事过的同志说了，但没有告诉我和家人，让我仍快乐地生活在他身边。直至8月12日他住进医院，省委保健办的同志、所有的医护人员以及女儿女婿按照他一贯的做法，对他病情深层次的急剧变化依然瞒着我。我能眼见的症状都在明显好转，所以我还坚信他一定会治愈。退了休的我每天十几个小时陪着他、照顾他。因为结婚后，我和他能整天形影不离在一起的日子并不多，所以我仍然很快乐，筹划着出院后，怎样陪着他尽快康复。他一直都希望我快乐！他也希望他周围的人都快乐！

我的一位同事对我说：“他是伟大的，你是幸福的！ ”是的，我是幸福的！

现在，我家里的一切陈设都没有改变。我感觉他的信息无处不在，包裹着我，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那么醇厚，让我踏实，让我心安。

虽然我现在见不到他的身影，但我会用我的余生去等待……

虽然我永远达不到他的高度，但我会用我的余生去追寻……

为了我们这一世的情缘，为了我们绵绵不尽的爱，我要带着他一起好好生活……

为了我们亲爱的、引以为荣的孩子，为了我们挚爱的所有亲人，我要带着他一起快乐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