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逾四千年，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和集大成者。先后为春秋吴国、三国东吴等政权的都城。西汉武帝时，为江南政治、经济中心，宋人称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东晋衣冠南渡，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开始向南方转移。晚唐北宋以后，江南，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位于江南核心地带的苏州，逐渐凸显其重要地位。

至元、明、清三朝，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扩张，苏州独占鳌头，经济富庶，人文荟萃，已经成为全国区域经济与文化中心。

苏吴之地雅俗文化合流，逐渐成熟，举凡园林、绘画、丝织、刺绣、玉雕、漆器、家具、文房雅玩、竹木牙角雕刻等等，这些文人意识世俗化的产物，成了江南手工技艺的典范，代表了当时全国的最高水准，并被赞誉为“苏州工”。

“江南首都”苏州引领着时尚潮流，工艺上追求精细化，表达上力求雅致精美。

天下玉，苏州工

明朝宋应星的《 天工开物 》一书，亦提到：“玉工辨璞高下定价，而后琢之。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说明苏州的玉雕，在明朝是以精巧冠全国的。

明清两朝，苏州碾玉行业集中在专诸巷。当时苏州的琢玉加工、制作能力极强，玉雕业竞争非常激烈，专诸巷集中了好几百家琢玉作坊，琢玉之声日夜不息。苏州琢玉技术精细，可以将玉胎壁做得轻薄如纸，堪称鬼斧神工。

姑苏城以玉为名，还要缘自明朝万历年的琢玉名匠——陆子冈，陆子冈就是苏州人，生时久居专诸巷，非好玉而不琢，能使锟铻刀直接“刻”玉，而不用金刚砂“琢”。他刻的青玉水仙簪，花的茎枝西入毫毛而不断，颤巍巍足显花瓣娇态，可谓旷世珍品。

陆子冈以“桀骜不驯”千古留名，他自己创作的作品必须署上自己的款识，或藏于花纹，或蔽于镂空，子冈可以不是玉雕的拥有者，但一定是良器的创造者。

皇帝得知有一位这样的巧匠，便命他做一套玉壶，知道陆子冈爱藏名的怪癖，下旨不得署名。待到陆子冈交货时，皇帝几番细查见并未异样，正在得意之时，却发现在以青龙口为壶嘴的中间，不甚光滑。皇帝眯眼细观，不禁倒吸一口冷气，龙口中巧妙的排列着两个字“子冈”。

纵使你有精工巧手，不尊皇命，也落了个杀无赦的结果，一身本领，再无传人。

陆子冈不仅技艺高深，且能书善画，所有雕刻，从设计、绘画、题款均出自自己之手。

中国古代工匠艺人向来不为世人所重，称其为“雕虫小技”，而陆子冈以一介手艺人，在琢玉业超凡入圣，被士大夫所推崇敬重。

陆子冈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位坚持留名于玉雕作品上的艺术家，也是第一位要求社会承认其艺术价值的艺术家。

苏作家具引领风潮

明朝初年，大漆、杂木家具是主流，即使是宫廷，到晚明万历年间，依然钟情漆器和细木家具。但黄花梨家具的异军突起，悄然改变了家具时尚的潮流。

何以苏州能以黄花梨制作明式家具引领风气之先?

原因很简单。苏州东北不远，就是郑和当年出海启航的母港太仓，太仓不仅是明代远洋船队大型船舶的生产基地，也是中国历史上细木家具制作中心。

工匠已经掌握了硬木的加工技巧，从制作榉木家具到黄花梨家具，这种转变顺理成章。

黄花梨材质细密温润，色泽明丽，纹理华美，内蕴暗香，不喧不噪，因此用黄花梨材质制作的高档家具，特别受到富裕文人士大夫的青睐。

江南地区文人参与设计、制作的明式家具，蕴含了明代文人士大夫平淡隽永的生活追求。许多文人士大夫撰写有关室内设计和家具设计的文章，审美意趣与工匠精湛的手艺相结合，诞生了一大批家具杰作。

苏作家具，给人们的印象是简约精致，其用材堪称“惜木如金”，很抠门，但正是这种“抠门”造就了苏作家具精致的制作工艺。

苏作家具抛却了繁复的雕刻，注重线条感，这样节约了因繁复雕刻所浪费的木头，木材的匮乏，反而造就苏作家具精致无比的工艺。

在结构上，苏作家具形制小巧，大件套往往采用包镶手法，用杂木配以硬木薄板;小件套常见到小块碎料拼接的构件。

这种拼接技术虽然要求较高，且费工费时，但是这些苏作的工匠们通过这种精细的技术，让家具依然美观，拼接也天衣无缝，这种近乎鬼斧神工的工艺技巧，令人叹为观止。

苏绣，十指纤纤绣春风

苏绣是江南女孩一生中最美丽的情结。那些绣花用的绷布、苏针、花线，它们依恋的目光永远不会离开水灵如草、清澈如花的江南女孩。

在江南，任伊老了，刺绣也不离开，苏绣对江南女孩是天荒地老般的爱情。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苏州有一种工艺名叫：苏绣。

宋代，苏绣艺术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清秘藏》记载，苏绣“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线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宋代的苏州城内，还出现了绣线巷、滚绣坊、锦绣坊、绣花弄等坊巷，可见苏州刺绣之兴盛。

自宋以至明代中晚期，苏、吴之地，雅俗合流的文化特征，逐渐成熟，它是文人意识世俗化的产物，是江南文化、江南手工技艺的典范，这背后，则有着强大的人文和人才支撑。

明代时，江南，已成为丝织手工业中心。在绘画艺术方面，出现了以唐寅(伯虎)、沈周为代表的吴门画派，推动了刺绣的发展。

刺绣艺人结合绘画作品，进行再制作，所绣佳作栩栩如生，笔墨韵味，淋漓尽致，有“以针作画” “巧夺天工”之称。自此，刺绣艺术在针法、色彩图案诸方面，已形成独自的艺术风格，在艺苑中吐芳挺秀，与书画艺术媲美争艳。

清乾隆年间的纳兰常安评价苏州工艺：“凡金银、琉璃，绮、铭、绣之属，无不极其精巧。概之曰苏作。”

“极其精巧”四字，可谓点睛之论，概括了苏作的特点。好的苏绣绣品，针线绣得很密，使图案有立体感，光洁度高。苏绣中一根花线的1/2粗，称“一绒”，1/12粗称“一丝”。“劈丝”，就是将一根花线分为若干份，其精细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吴门雅扇，中国式风雅记忆

苏州从元末明初起，工商业一天天地繁荣起来。精美的园林建筑，以及室内陈设中各类手工艺品的制作，都是当时苏州人(主要是文人、士大夫)对生活享受的一种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的个性反映。这也为竹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明代，嘉定属苏州府管辖，故“嘉定派”竹刻也应是吴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与“金陵派”竹刻一样，和苏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嘉定派”朱鹤曾入吴县籍。南京竹刻名家李文甫“尝为文三桥操刀”，《骨董续论》也称“金陵派”濮仲谦为苏州人，可见他们至少都留寓过苏州。

苏州在明代已成为折扇的主要产地，特别是用毛竹制作的吴中折扇，造型优雅，再经过水磨等技术加工，晶莹光洁，用久了其色质自然泛红，富有情趣。

《苏扇漫谈》云：“苏扇问世之初，竹刻工艺已经在江南盛行，扇骨竹边质理清细，色泽鲜润，一经奏刀，每获良效。于是扇边竹刻应运而生。”

我们可以想象，一把扇子拿在手上既可以在炎热的夏天供文人雅士拂暑纳凉，也可以欣赏到扇面上的书画艺术和扇边的雕刻以及扇骨自身的制作工艺。这样的艺术享受是何等高雅别致!

竹刻名家李文甫、濮仲谦、陈定生曾奏刀苏扇，有大量传世佳作，这些可以看出“金陵派”的早期竹人集竹刻家和制扇艺人于一生。扇骨成了吴门竹刻的主要载体。它也是明显区别于“嘉定派”竹刻的主要特征。

在苏州竹刻艺人之间，还有“清客”与“作家”之分。所谓“清客”，指有一定文化素质和较高的艺术修养者完成的作品，深受文人、士大夫的赏识。注重艺术的创造，作品绝少匠气。所谓“作家”，是指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的竹刻艺人。

明清两代为苏扇鼎盛时期，名家辈出，制作愈见精良。小小方寸之间成了历代名家的“必争之地”，集造型、字画、印章、诗词、雕刻、镶嵌于一身。尤其是苏州名扇——老矾扇面，质感素法，平整牢固，久用不裂。史载，苏扇曾是贡品，亦是儒雅之士的身份象征。

玉石被能工巧匠精雕细琢后，从璞玉华丽转身为珍罕的艺术品;苏作家具因木料难得而追求工艺上的进步，流畅清秀的线条散发出寒门才子的质朴气息;刺绣更是在江南女子手里尽得姿彩，一针一线有如蘸墨入画，织出春风十里;从青竹到折扇要走的路，在屡屡和清风中倾诉，有谦谦君子，十指巧扣……

工匠精神，使苏工在生产、设计者在技艺和流程上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和极致，对品牌和口碑有着高度的敬畏之心，这正是“苏作”成为优质制造的基础与保证，苏州园林、角雕、花灯……无不如此。“苏工”，代表着工匠对精致、完美的极致要求，而“苏作”，不仅是地域的代表、造物品质的象征，更是人们对时代生活的一种精神诉求、对美好未来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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