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春节的礼俗，汉代始见诸文献记载，南北朝时期梁朝宗懔所撰《荆楚岁时记》，是最早述及“春节”的文献。其实，宗懔所记的只不过是荆楚一带的年俗，并不能涵盖全国各地。

准确地说，春节是汉族之节日，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即使是在汉族之中，也有着城乡之分，阶层之异。由于时代的不同，一些习俗也会顺应时代的变化，而做一些调整。

近些年来，许多人说，一年一年，春节的“年味”越来越淡了，大有“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之叹。

有人说了，以前过年，那可是有一整套的习俗，一进腊月，各家就开始忙活起来，初八吃腊八粥，二十三过小年，准备果品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二十四扫尘日，全家大扫除，还要在床脚点灯，驱鬼辟邪。

到年三十，讲究就更多了，贴门神，贴年画，贴窗花，祭祖宗，祭天地，祭神灵，一直到正月十五过完元宵节，闹完花灯，年才算过完。

其实，网上关于旧时春节的描述，大多是市井春节的习俗，浓墨重彩刻画了岁时的喧阗与热烈，仿佛整个社会都千篇一律，都融入其中。其实，并不是人人都是这样忙乎。

相比一般人过春节，很多文人其实没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巴金先生过春节别具自己的特色。他在1979年农历腊月廿八的日记中这样记载：“七点半起。上午写完《随想》(八)。黄裳来，拿去托购的《基督山》，和写好的《随想》(六、七)。下午写信。晚上……写《随想》(九)。十二点半睡。”

第二天，就是俗称的“大年三十”，巴金还是照常地忙于写作。“七点半起。上午写完《随想》(九)，下午校改……济生全家和符容顺来吃年夜饭。”如果没有记载他的弟弟李济生全家“来吃年夜饭”，我们真不知道是在过春节。

胡适也是这样。1937年2月11日，春节。胡适家“来客甚多”。他与朱孟实夫妇谈起了曹禺的两本戏。具体内容当天日记没有记。倒是除夕的日记说到了“曹禺的两本戏”：“读曹禺的《雷雨》、《日出》。杨金甫赠此二书，今夜读了，觉得《日出》很好……”

1961年2月15日，春节，胡适这天的日记只有一句话：“半夜写《跋〈红楼梦〉书录》小文。”日记虽然只有一句，但这个春节过得既辛劳，又充实。

浏览鲁迅日记，春节期间虽然有“作文”、“翻译”或“整理文稿”等记载，占了大多数的倒是玩。1934年春节里，鲁迅“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他在《过年》一文中说，连放三夜花炮的行动，“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炮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梁实秋曾在他《过年》一文中说，他小时候并不特别喜欢过年，因为他有几“怕”：怕除夕守岁熬夜，怕为了得到压岁钱而叩头如捣蒜，怕放鞭炮，怕吃大锅菜的年饭和事先做好的可吃十余日的馒头、腌菜，怕奉命挨家挨户去磕头拜年，这个差事他当过好几次，从心坎儿觉得窝囊。

清末宣统年间，守旧的祖父母相继去世，梁实秋的父亲当家了，包括过年仪式在内的许多旧习被革除了。他父亲说：“我愿在哪一天过年就在哪一天过年，何必跟着大家起哄?”孩子们也有了实现自己心愿的机会，他们逛厂甸，不是为了喝豆汁儿、吃煮豌豆，而是为了要到海王村和火神庙去淘旧书。

梁家过年的“维新运动”，正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对传统过年习俗的厌烦心理。如过年要大操大办、暴饮暴食、虚文应酬、无节制地娱乐(主要是打牌)等等，耗时、费财、花精力、损身心，年复一年，蹈常习故，人们渐生厌烦之心。

冯骥才说，“年味，并不是物质的丰盛，而应该是文化的丰盛。浓浓的年味，其实是被我们自己的无知所消解的。”对于春节，对于“年味”，其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不能一概而论。

祭祖在旧时春节是一项最重要的文化传统，却往往是我们今天谈春节民俗时被忘却或忽视的。从小听过一个故事，有位穷秀才家徒四壁，连香烛都买不起，还要捡块木板，写个祖宗牌位，用破碗盛了一杯清水在除夕夜祭祖。

拜年。旧时没有电话，没有网络，没有微信，拜年是维系亲情、友情很重要的方法。当初尽管你在平日不相往来的亲戚朋友，到了新年里，非互相拜一次年不可。

因为有许多亲友，终年不相往来，便要从此断绝，赖着新年互相拜一次年，从此又可以联络下去了。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人情世事。

据明朝陆容《菽园杂记》记载，拜年习俗最早行于明朝京都。朝官往来，不管认识与否都要互拜，百姓则各拜亲友。

拜年从新年早晨就要开始，晚清官员、著名文史学家李慈铭，在他的《越缦堂日记》中，就详细记录了他从初一开始坐着骡车挨家挨户拜年的行程。甚至在游四城之前要仔细安排拜年线路，以求节约脚力。

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里回忆说，轿夫根据他们家开的拜年单子，排定好路线，一天之内50余家都拜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人情世事还是看重的。

清代至民国时期，凡治家较严的士大夫之家是严禁博彩的，但春节期间是特例，一般自除夕至正月里是可以开禁的，一般截止时间是正月十五。在此之前，宅中女眷是可以打麻将，有些小输赢，只博一乐。但是男人很少参与。

难得浮生半日闲，在柏酒生香、桃符换岁的热闹氛围中，旧时文人也有自己的偏安一隅，书斋中是宁静的，但这种宁静却又笼罩在节日的氤氲之中。

案头摆放上香椽、佛手，发出淡淡的清香;瓶中插上几枝腊梅、绿萼，增添几分春意;几上置几盒水仙，平添清供的婀娜。幽香、冷香，透发着一元肇始的春消息，又是何等的越艳宜人。

听着窗外的爆竹声，大可在房斋中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正月初一为一年之始，中国文人有一种新春开笔的习惯，所谓开笔，并不一定是启用一支新笔，但是却一定以白芨水研调朱墨，首先在彩笺或花笺上写下“大吉”或“新岁大吉”、“万事如意”、“新春试笔”之类的吉祥语。

然后，尽可恣意书画，无论是拟赋新诗，还是致函友朋，新岁之际总会别有情趣。

旧时文人还有在新年启用一枚新印章的习惯，或室名别号，或寄趣闲章，多在新年之始启用，以取新岁吉兆。这对后世考索前人墨迹书翰不无帮助。

有些印章平时不用，而在新年会使用一段时间，如在正月里常用的“逢吉”、“吉羊”之类。

撰写春联的习俗传说起源于更早的桃符，古人每逢新年，辄以桃木板悬门旁，上书“神荼”、“郁垒”二神像，借以驱邪。至五代时，时己丑新春试笔，陆灏于新正朱笔临弘一法师《罗汉像》，诚为佳节中的雅趣兴在桃符上题联语，后蜀主孟昶就曾在桃符上自书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明清时春联风气尤盛，每逢春节将至，家家户户张贴春联，因此每至岁时，总会有一种代写春联的临时性营生，以备市井民众所需。

这种春联多为成句，对仗虽工，但缺少新意。就像现街上卖现成的春联一样。

文人士大夫对此类春联并不着意为之，一般任凭宅中安排，但对于室内的春联却格外精心，融入自己的情趣和文采。这样的春联大多采用洒金红笺或桃红虎皮宣纸书写，不用装裱，度室内门框大小而裁剪得宜，其目的是新岁自娱，不是炫耀给人看的。

室内或书斋中的春联既要有新岁的温馨，又要有雅趣，不落俗套，匠心文采尽在其中。这种春联不必紧密结合辞旧迎新的憧憬，更没有寄寓福禄的企盼，只要没有乖戾寒疏之语就可以，如果有些闲情就更显出自身的修养和风度，也能为新春增添几分情致。

明朝时候，福州有个叫徐英的屠夫，他家一贫如洗，四壁皆空，但他很有文才。一年除夕，家里无米过年，面对穷困生活，徐英大发感慨，写出一副对联，一大早就贴到房门上。那对联是：鼠因粮尽潜踪去，犬为家贫放胆眠。

对联一经贴出，众人议论纷纷，同情他的人将家里准备过年的食物，拿出一些送给徐英。这一年，徐英过了一个好年。

对于现代人来说，春节很多传统习俗都已经过时，现代社会交通、信息发达，生活节奏快，除了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不能轻言忘却之外，春节，其实就是一个大假期，过春节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如果愿意，是不是也可以为自己留几分宁静，留几分雅趣，留几分闲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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